【编者按】4月5日，由武汉大学、哈佛大学、泰康公共卫生及流行病防治基金等机构组织的“中美医疗系统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应对”学术研讨会以网络会议的形式召开。会上，中美两国医疗及公共卫生领域学者就中美疫情防控情况以及公共卫生体系应对进行了交流与探讨。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大数据发展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互联网+”行动专家委员会委员毛振华教授在研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本文系根据毛振华教授发言内容整理。

        湖北尤其是武汉是中国本轮疫情的中心，“武汉防疫战”的经验得失对于中国乃至全球疫情防控都有重要意义。今后一段时期，“武汉防疫战”的策略方针仍然不可疏忽大意，其政策选择对中国的防疫形势仍然有关键的引领效应。4月8日是武汉开城之日，我们在回顾检视的基础上看看还有什么要注意的，防患于未然。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图转自新华社）

        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是“武汉防疫战”成功的核心因素

        武汉市疫情从2019年12月8日发现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到3月18日首次出现新增确诊病例零增长，武汉市疫情从爆发到得到有效控制整整经历了3个多月，距1月23日武汉封城也已经过去了近两个月时间。如果将4月8日武汉市恢复对外交通当作武汉抗击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一个重要时点的话，那么武汉疫情从开始到结束整整经历了4个月的时间，其中艰难的“封城”阶段就长达76天。湖北特别是武汉的政府和人民为防控疫情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

        回顾武汉疫情防控的四个月，我们大致可以将武汉疫情的发展演变总结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2月8日至12月20日，在这一阶段，有关部门对新冠病毒的认识不到位，对病毒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有限人传人”，甚至认为此病毒毒性不强，只对有基础病的老年人产生致命攻击，等等，信息披露不及时，导致社会各界没有对疫情引起足够的重视，让病毒“撒丫子”，错过了控制疫情的第一时间窗口。

        第二阶段是官方公布“确定人传人”之后至封城初期，民众恐慌心理加剧，不少人集中超市抢购物品，甚至蜂拥至医院排队候诊，人群恐慌性聚集加剧了疫情的传播。春节期间，由于疫情爆发感染人数大幅上升，武汉医疗资源挤兑严重，只能让症状较轻的人在家中自我隔离，反而带来了以家庭传播为特征的新一轮大传播，进一步加剧了医疗体系的压力，“前方不断收治，但后方不断感染”，几乎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希望。1月24日，我曾经向有关方面建议，应放弃居家隔离，做到“应收尽收”，应该对门诊发热37.3℃的病人全部实行集中单间隔离，并认为武汉挖掘现有学校、宾馆、酒店等资源完全可以做到。可惜武汉市未能选择这一措施。

         第三阶段是2月8日后，中央指导组增加了新的负责人并更换了湖北和武汉主要领导干部，选择强力阻断病毒传播，在加强社区管控的基础上，彻底放弃了“轻症居家隔离”的方式，实施“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建设14所方舱医院，收治轻症病人1.2万人。同时，对疑似患者和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离，斩断家庭内部传播链。2月17日宣布 “大反攻”，扭转了战局，经过两个十四天的艰苦努力，终于清零。

          第四阶段，是3月18日清零后，武汉进入了扫尾和巩固防疫成果的阶段，并为逐步开城创造各种条件。    

       “应收尽收、应治就治”是“武汉防疫战”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核心因素。前两个阶段武汉的疫情防控策略可以说是失败的。在实行了“应收尽收、应治就治”之后，前期积压病例得以确诊，每日新增确诊人数逐步回落，武汉防疫战从前期的被动防守转向反攻阶段，最终实现了新增确诊病例清零的重大阶段性成果。

       “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原则在中国其他区域疫情防控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什么中国其他区域没有出现像武汉这样的疫情大传播？一方面，中国其他区域的病源主要来源于武汉，在武汉“封城”之后，各地均采取了严厉的管控措施，病例的流入和传播及早得到了有效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区域病例相对较少，医疗体系有足够能力应付，从一开始就实施对确诊和疑似病例“应收尽收、应治就治”，对所有密切接触者隔离观察，北京等地更是对发热在37.3℃的门诊接诊病人也实施隔离观察。这些措施有效遏制了疫情的传播。

        从武汉乃至中国此次防控疫情来看，中国采用传统的应对流行病的方式有效遏制了疫情，主要的政策是用封城和隔离方式强力阻断了疫情在本土的传播。为此中国也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湖北武汉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今天看来，这是非常值得的！ 

        二、疫情仍有二次爆发风险，应推广“应检尽检、愿检就检

        在疫情集中爆发的情况下，中国疫情防控的重点主要以救治新冠病毒有症状感染者为主，新冠肺炎的确诊是以临床诊断结合核酸检测为标准的，患者出现临床症状是进行核酸检测的前提。在当时医疗资源有限的基础上，采取这一诊断标准有其必要性。但这一确诊标准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大量的轻症自愈感染者和无症状感染者并没有被认定为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截至目前为止，官方公布的武汉市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为5万人。而国际顶尖学术期刊《Nature》于3月20日发表的题为《隐性冠状病毒感染者可能引发新的疫情》的综述性文章指出，无症状或症状轻微者可能占到所有新冠病毒感染者的60%。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估算，武汉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很可能高达12.5万人，更有学者指出，自愈者可达80%，即医治患者只占20%，若以此推算，武汉的感染人数则可高达25万人。由于一些未经确诊的死亡患者也未统计在武汉的确诊死亡人数中，武汉因新冠死亡人数也应大于现在的统计人数。

        当然，这些只是推算，并不是经过实证的人数，且中国新冠肺炎感染人数被低估并不意味着官方有意隐瞒，而是由诊断标准选择所引发的技术性问题。正是由于诊断标准的不同，中国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并不可比。美国、新加坡等国均以核酸检测作为诊断标准，与中国以临床诊断结合核酸检测的诊断标准存在技术性差异，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确诊人数与死亡率其实并不具备可比性。但更为重要的是，以临床诊断结合核酸检测的诊断标准，有可能导致大量无症状感染者被漏诊，导致存在疫情二次传播的风险。官方在宣布武汉于4月8号开城的前夕，出现了这样一些信号，以及医学界的一些分析研判，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当前，中国的新冠肺炎防控策略也在不断调整。4月2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明确强调“要加强对无症状感染者的管理”。核酸检测也不再仅仅限于出现临床症状的人员。在武汉，医疗体系已经能为无症状但自愿要求检测的个人提供核酸检测服务，一些当地的企业也组织员工进行核酸检测，并将检测符合标准为员工复工的前提。同时，对所有入境人员实施核酸检测措施也在全国各个地方铺开。

        但是，这仍然是不够的。随着我国国内经济社会秩序逐步向正常状态恢复，人员流动和聚集加大，尤其是武汉开启离汉通道湖北地区人员陆续外出务工，各地学校陆续复学，各地仍然面临艰巨的防控无症状感染者的压力。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仍然巨大的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在全国推广全面的核酸检测，做到“应检尽检、愿检就检”。所谓“应检尽检”，是指对全国所有需要隔离医学观察的人员——包括集中隔离观察人员和居家隔离观察人员——应强制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由国家财政支付。从目前情况来看，“应检尽检”的人员主要包括境外入境人员、湖北外出务工人员以及其他省市进京人员。所谓“愿检就检”，是指对一些企业和个人确有需要自愿进行核酸检测的，各地医疗机构应提供相应的检测服务，费用由企业或个人自担。武汉地区现有在校大学生120多万人，市内省内和全国各地的学生教职工返校开学，人员大混集也将构成巨大的防疫压力。我强烈建议武汉地区的大学这个学期全部采用网络教学（国外已做了），即使开学也要对每一个学生教师进行核酸检测。

        从目前情况看，推广“应检尽检、愿检就检” 不仅有其必要性，也具备高度的可行性。从检测费用来看，当前核酸检测费用约为人民币200-300元，约为隔离人员一天的费用，无论是从财政压力还是从企业、个人财务支出压力的角度考虑，均在可承受范围内。从技术保障来看，国际上检测技术快速提升，十几分钟左右可完成一次检测，且随着我国复工复产的推进各地企业陆续复工，核酸检测试剂产能大可以满足要求，同时当前国内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哪怕是武汉区域的医疗体系也已经基本能实现正常运转，医疗机构已经有能力从容应对检测需求。从体制机制保障来看，在前期疫情防控过程中，我国已经疫情防控已经基本实现了各个环节“严管严控”、“闭环管理”，广大人民群众也对新冠病毒检测有了充分认识，对疫情防控相关工作高度配合，开展“应检尽检”有足够的组织机构保障，开展“愿检就检”具备充分的民意基础。

4月5日，武汉站，等待出站的旅客们

        在这个时点上，我强烈建议武汉的离汉通道可以选择更谨慎的开放政策，对每一个离汉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并将结果记入绿码的认证内容，让自己放心，也可避免重复检测。并以此作为防止输出的重要措施。

        对于新冠病毒这样一种威胁人类的新病毒，我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加强和深化之中，应对疫情的防控措施也随之而不断调整。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在疫苗被研发出来之前，中国疫情防控并不能掉以轻心。在此背景下，推广“应检尽检、愿检就检”，识别与隔离无症状感染者应成为防范疫情二次爆发的“重中之重”。在科学的疫情防控措施下，相信中国能守住疫情防控底线，并以此为前提推动社会经济发展。